明朝江南士子为何怀念元朝恐惧朱元璋

明朝江南士子为何怀念元朝恐惧朱元璋

历史学家钱穆在1939年《国史大纲》中大力称赞朱元璋的历史功绩,"明祖崛起,扫除胡尘,光复故土,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。"

可是钱穆晚年所写的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一文中又感叹:

"胡元入主,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,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,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,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,亦为前史所未遇。未及百年,乱者四起,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,为汉高以下所仅有,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,重光中华,其在当时,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?而夷考其实,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,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,其内心所蕴,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。"

钱穆感到困惑的是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,明初士人偏偏怀念元朝:"明祖开国,虽曰复汉唐之旧统,光华夏之文物,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。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,意想似殊不然。或则心存鞑庭,或则意蔑新朝。虽经明祖多方敦迫,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。"

元朝著名诗人杨维桢誓死不从朱元璋,甚至说出:"皇帝竭吾之能,不强吾所不能则可,否则有蹈海死耳。"元朝理学家郑玉,明太祖下徽州,守将要之使出,玉曰:吾岂仕二姓者耶!北向再拜自经死。

杨维桢郑玉都是典型的元朝遗民,这种现象在朝代更替时期是很常见的,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为。而元末明初时候大量江南地主及士子怀念元朝,对元朝时有怀念之情,正如钱穆所言"旧朝已覆,新朝(指明朝)已兴,在当时士大夫心中,亦似乎茫然不知,漠然无动。"

江南士子怀念元朝的原因主要有两点,一个是元朝的笼络政策,一个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。

元十一年(1274)秋,元世祖忽必烈命中书右丞相伯颜率大军攻宋时,即嘱咐他说:"朕闻(宋将)曹彬不嗜杀人,一举而定江南,汝其体朕心,法彬事,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。"

元朝很重视江南,没有采取北方那么残暴的统治,而是采取轻徭薄赋笼络政策。

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:"元朝自世祖(忽必烈)混一之后,天下治平者六、七十年,轻刑薄赋,兵革罕用;生者有养,死者有葬;行旅万里,宿泊如家,诚所谓盛也亦!"

明人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卷12《赋币》条云:"元平江南, 政令疏阔, 赋税宽简。其民止输地税, 他无征发。"

清朝潘耒在《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》中写道:"元有天下, 令田税无过三升, 吴民大乐业, 元统、至元之间, 吴中富盛闻天下。"

元朝在政治上也拉拢江南士子参政,方孝孺曾在《林君墓表》中称赞过元朝的吏治:"元之有天下,尚吏治而右文法。凡以吏仕者,捷出取大官,过儒生远甚,而儒多屈为吏。吏皆忠厚洁廉,宽于用法而重于有过,勇于致名而怯于言利。进而为公卿者,既以才能政术有闻于时,而在郡邑之间者,亦谨言笃行,与其时称,岂特吏之素贤乎!士而为吏,宜其可称者众。元亡未久,而遗风旧习与之俱变,求之于世,若林君者盖鲜矣。"

元朝在江南的笼络是成功的,地主富足,士子悠闲,刘基后来回忆,"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养功名, 文人雅士渲染太平, 歌舞升平, 极尽侈糜之能事", 甚至"上下相蒙, 政以贿成"。钱穆也承认:"元明之际, 江浙社会经济丰盈, 诗文鼎盛。元廷虽不用士, 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, 从容风雅, 上不在天, 下不在地, 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, 歌咏宴觞可逃, 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, 亦宜然矣。"

元朝灭亡,农民出身朱元璋上台以后认为"胡元以宽而失,朕收平中国,非猛不可",制造各种冤假错案,江南地区的地主豪强凡是被牵连的,大多被杀头抄家。《明史》上说,郭桓案,"核查赃款所寄放人家,遍及天下,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",苏、松一带的"富民豪族,铲削殆尽"。明人吴宽说江南"一时富室或徙或死,声销景灭,荡然无存",明人贝琼也说,当时江南大户"既盈而复,或死或徙,无一存者"。

朱元璋因为门第和出身的原因,对地主和文人有一种特别的隔离感。清朝史学家赵翼就说明太祖"学问未深, 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"。洪武六年(1373年),苏州知府魏观将府衙修建在张士诚宫殿的遗址上,被御史张度污为"兴灭王之基,开败国之河",结果魏观被斫杀。著名诗人高启曾为魏观撰写《郡治上梁文》,其中"龙盘虎踞"等句触怒朱元璋,一并被腰斩于南京。

高启早年赴京修《元史》,后辞官不就,不与新王朝合作。朱元璋藉"魏观案"警告江南士子,不合作的下场就是这样,"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夫不为君用,是自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"

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,大力搜求各地儒士贤能,以期让他们服务于新朝廷。对于不合作者,朱元璋还特地在刑书《大诰》中设置科目, 规定"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,必杀无赦"的高压政策,迫使那些隐居不出的儒士参与政治。 十八年《大诰》成,序之曰:"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,必穷搜其原而罪之","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,无虑千百;弃市以下万数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,苏州人才姚润、王谟被征不至,皆诛而籍其家"。朱元璋的原则就是不为我用,必死无疑,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:"才能之士, 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"。

朱元璋严刑峻法以猛治国,威胁恐吓文人,适得其反,更没有得到天下士子之心,如元明之际的儒士叶伯巨所言:"古之为士者,以登仕为荣,以罢职为辱。今之为士者,以溷迹无闻为福,以受玷不录为幸,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,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"。后人不免感慨说:"洪武间秀才做官,吃多少辛苦,受多少惊怕,与朝廷出多少心力,到头来,小有过犯,轻则充军,重则刑戮,善终者十二三耳。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,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。"

文人得不到尊重,尽管朱元璋严刑峻法相逼,照样有人宁肯隐居而不入仕于明,在诗词中怀念元朝的悠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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